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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是北京相對于“今”而來的，未采用現代印刷技術印制的海淀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人書 [2]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長期材料上，借以記錄知識、收購傳播思想，用心圖書才開始出現。更好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載體；

文字制作技術；

裝訂形式。服務

春秋末戰(zhàn)國時編定撰寫的北京經、傳、海淀說、人書記、長期諸子書等是收購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用心分期有所不同），廣義的更好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例如舊體詩文集、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國的古籍在數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此外，還有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也是中國的古籍。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問，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

所謂通釋語義的專著，是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兩者都是釋義的書，但所釋的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釋的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huán)境中，即只是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就釋義的方法來說，注疏的釋義是隨文而釋，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