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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是北京相對于“今”而來的，未采用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印制的昌平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區(qū)信 [2]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收提式服材料上，借以記錄知識、供站傳播思想，北京圖書才開始出現(xiàn)。昌平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gòu)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zhì)載體；

文字制作技術(shù)；

裝訂形式。區(qū)信

珍本與善本的收提式服界定，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供站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fā)表論文指出：“珍本是北京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善本是昌平凡內(nèi)容有用，流傳稀少，區(qū)信校刻精良，收提式服具有文物、供站學術(shù)或藝術(shù)價值之本?！倍诶钪轮依蠋煹挠^點中認為：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善本”就是珍貴的、值錢的、罕見的傳本，這實際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義。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chǔ)，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藝術(shù)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所謂通釋語義的專著，是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兩者都是釋義的書，但所釋的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釋的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huán)境中，即只是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就釋義的方法來說，注疏的釋義是隨文而釋，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