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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文釋義的北京注疏向來有很多名稱，初叫做“傳”，懷柔叫做“說”，收古書專“解”，籍舊也稱為“詁”“訓(xùn)”，業(yè)值后來又有 “箋”、得信“注”、北京“詮”、懷柔“述”、收古書專“學(xué)”、籍舊“訂”、業(yè)值“?！薄⒌眯拧翱肌?、北京“證”、懷柔“微”、收古書?！半[”、“疑”、“義”、“疏”，“音義”“章句”等別名。 這些名稱有的名異實同，有的意義微殊，有的互相結(jié)合，成為新的名稱，如“訓(xùn)詁”“詁訓(xùn)”“解詁”“校注”“義疏”“疏證”等，其用途各不相同。

所謂通釋語義的專著，是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兩者都是釋義的書，但所釋的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釋的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huán)境中，即只是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就釋義的方法來說，注疏的釋義是隨文而釋，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

雕版印刷發(fā)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為傳統(tǒng)中國圖書制作生產(chǎn)重要方式。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種顏色，稱為“單印”；若將規(guī)格完全一樣的幾塊版面，分別在不同的部位著上不同的顏色，重復(fù)迭印，就可產(chǎn)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稱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書，就稱為“套印本”，是中國古代特色的彩色印刷術(shù)?；钭钟∷⑿g(shù)是用銅鑄或木造成一個個獨立的字體，再拼成版面印刷（圖4《御制數(shù)理精蘊》），乾隆皇帝將宮中以木活字印刷的書稱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術(shù)，在清末傳入中國，因有快速、價廉的優(yōu)點，很快地通行起來。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dāng)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nèi)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國的古籍在數(shù)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此外，還有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也是中國的古籍。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xué)問，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