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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釋語義的北京專著剛好相反，它所釋的順義書選收廠義并不局限于某一書，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區(qū)收含義，而是購古某一詞語常用的、基本的籍舊或全部的含義。因此，擇實它的北京釋義方法就不應隨文而釋，而要一面研究各個詞語的順義書選收廠含義，融會貫通，區(qū)收給以準確的購古、簡明的籍舊解釋。但有些書既隨文釋義，擇實又通釋群書，北京其體式介乎注疏與專著之間，順義書選收廠如《經(jīng)黃釋文》、區(qū)收《讀書雜志》、《經(jīng)義述聞》、《群經(jīng)平議》、《諸子平議》等。還有一種情況，在隨文釋義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論、序錄，這種通論與序錄大部可以納入通釋語義一類。

中國歷史一般從有史以來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前算作古代史。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1840年以后的歷史就劃入近代史。但社會性質(zhì)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學術(shù)文化馬上統(tǒng)統(tǒng)起根本性的變化。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tǒng)治結(jié)束的七十年間，新撰寫的書籍中，絕大部分的內(nèi)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沒有多少不同。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chǔ)，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藝術(shù)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中國殷商時已開始在竹木簡上寫文字，《尚書》的《多士》篇里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的古文字就像兩根帶子縛了一排竹木簡，“典”則像以手持冊或?qū)苑旁趲装干厦?。但這種典冊在殷商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后世之所謂檔案。到西周、春秋時，檔案留下來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