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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通釋語義的北京專著，是昌平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兩者都是區(qū)古釋義的書，但所釋的籍舊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釋的書高收選收廠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huán)境中，即只是擇實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北京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就釋義的昌平方法來說，注疏的區(qū)古釋義是隨文而釋，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籍舊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

因此，書高收選收廠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擇實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北京這個下限仍舊是昌平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區(qū)古著作如果在內(nèi)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國的古籍在數(shù)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此外，還有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也是中國的古籍。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問，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

珍本與善本的界定，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fā)表論文指出：“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善本是凡內(nèi)容有用，流傳稀少，?？叹迹哂形奈?、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倍诶钪轮依蠋煹挠^點中認為：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善本”就是珍貴的、值錢的、罕見的傳本，這實際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義。

“古”是相對于“今”而來的，未采用現(xiàn)代印刷技術印制的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 [2]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記錄知識、傳播思想，圖書才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zhì)載體； 文字制作技術； 裝訂形式。